蘇洵是以論兵自大的，其論兵之文也確有成績，但蘇洵文章的成績卻不但在於論兵。論兵之文也隻是論政之文的一個部分。蘇洵論政，亦如論兵，不為空談，常有獨到之見。關於朝廷用人題目，蘇洵所言，亦甚激切。特彆 關於“任相”，言之最詳。在《衡論·遠慮》中，他說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則未能尊敬宰相。文中有雲：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高低不接而其誌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但是不結婚，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覺得憂；社稷之喜，彼不覺得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經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治之於下，而天子恂恂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太祖用趙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但是其必使之能夠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宋時宰相之權，同曆代比擬，能夠說是夠重的了。但蘇洵還覺得不敷，他但願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作到 “知無不言，言無不儘”，“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他以為隻要如許才“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文章最後舉趙普、寇準為例，覺得寇準固然得用，而失之“權輕”。結論是任用宰相，不但要“尊其爵，厚其祿”，並且要“重其權”。要求重宰相之權，即是分天子之權。這是唐宋兩代朝政鼎新中，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政治要求。固然主觀上是要“經心以安社稷”，而客觀上則是庶族文人爭政治權力。歐陽修曾經主張“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說宰相、諫官能在天子麵前爭是非如此，本色上也是仰仗言權來擺佈天子的權力。蘇洵為了闡揚如許的思惟，還寫了《任相》一文。此中特彆指出“任相之道，與任將分歧”，必須“接之以禮”。對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負大者”，至為不滿。此文可與《衡書·遠慮》同看。其次，關於用人題目，“任相”以外，還談到取士。關於取士，蘇洵也有專論。《廣士》一文中有雲：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蠻夷。古之人非以盜賊蠻夷之事可為也，以賢之地點罷了矣。夫賢之地點，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蠻夷異類，雖仆從之所恥，而常常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覺得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常常反擯斥不消。何則？天下之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但是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後輩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抄襲之文而至享萬鐘之祿，卿大夫之後輩飽食於家，一出而趨高車駕大馬覺得民上，武夫健卒有灑掃之力馳驅之舊，久乃領善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當中，大臣且舉覺得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以是進之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這是一篇對於取士、用人軌製的峻厲的攻訐。此中主張任用盜賊胥史，與韓愈三上宰相書中的定見是分歧的。都是要求廣開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