嗬嗬，大多是鬚生常談，哲學嘛，哪有那麼輕易推陳出新。

所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與其誇誇其談，莫照實事功利。

“好色，民氣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民氣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

文會結束後，直覺奉告馮過，此事仍有後續。為此，他假借辛棄疾之名奉告賣力刊印此次鵝湖文會相做事件的三伯馮見賢，要麼等上數日再刊印，要麼就將辛陳唱酬二詞摘出。在他信誓旦旦的勸說之下，馮見賢固然將信將疑，還是硬著頭皮采取了後者。畢竟，小七這段日子表示的過分冷傲，在族裡算是有了必然的發言權。

但不管如何，事功，方是救國之道。

好一句“男兒到斷念如鐵”。

但這事功學說恰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早有蜻蜓立上頭”，隻在浙東頗具影響，冇法與理學、心學對抗。即便有人認同支撐，卻不敢擺在明麵，畢竟在理學當道的大定，你想矗立獨行，就得作好“一事無成”的心機籌辦，這不恰好有悖於“事功”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要想有所作為，還得積儲必然的氣力才實在可行。

他主張的“事功之學”，思惟的根基要點是“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這和朱子夫的理學思惟大相徑庭。

待“吉陽書局”將《鵝湖文彙》刊印出來後，讀者便驚詫地發明此中少了辛棄疾的“把酒長亭說”和陳亮的“老去憑誰說”二詞，覺得這是馮氏書局犯下的初級失誤，不由一片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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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心學”乃是以此為契機奠定堅固之基，終大定一朝壓過理學成為世人承認的學說。要說鵝湖是心學的發源地也不為過。

馮過便作此想。

他以為應當“廣通博洽”，不管儒家典範，還是各種史乘，抑或諸類兵家、山川情勢，官民商農等知識，乃至農圃園圃，凡合適經世致用的，皆應成為教誨內容。陳亮也正視講習儒經，但他不熱中於筆墨考據，而是在深切體味“五經之大旨”的根本上，麵向實際，切於實事，更好地為國度、為社會建功立業。

五首來往應對之詞寫得非常出色，情真意切，蕩氣迴腸，隻是用典略多，稍顯古澀難懂。“辛陳唱和集”倒是非常知心的附上翔實的註釋，讓讀者能讀通。

在後代史學家看來，定崇寧三年玄月的“鵝湖文會”是不如楚淳熙二年六月的朱、陸“鵝湖之會”影響深運的，但在文學家看來則不然。

起首，第二次“鵝湖文會”參與者遠勝初次，收羅了信州名流不說，便是浙江、福建、南直隸亦有文人士子趕赴其會，這類場麵是極其罕見的。

究竟上，便連費宏也歎道：“才太高、論太銳、跡太露，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可畏！可畏！”

朱子夫又用“暗合說”解釋，汗青是由“道”安排的。三代行霸道，三代今後的漢、昌君王的行事，能夠獎飾的隻是“暗合”於道；全麵地看，還是“利慾”的表示。以是，堯、舜、三代自是堯、舜、三代；漢祖昌宗自是漢祖昌宗，畢竟是兩個分歧的階段，不能合而為一。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