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廈門文明界，寫書編書，他能夠與謝春池相媲美。老方是一個愛書人，讀書、藏書、編書、著書、送書，孜孜不倦，家庭藏書多達四萬，可謂廈門“首富”。2014年他公費出版了厚厚的《鄭勝利族譜》，後又由廈門大學出版社作為廈門社科聯的“大同叢書”正式出版。他不但送書給我，還詳細地奉告他勘校年譜的諸多細節。這是他暮年冒死儘力，留給廈門和世人的最後一本書。

從《白鷺與相思樹》到《鄭勝利族譜》，平生愛書的方友義生前把他的藏書和著編都連續作了贈送，此中很多是直接給了廈門市圖書館，書影搖擺，冊頁飄香，那是一個愛書人永不消逝的靈魂。

月初報紙上發明方友義的訃告,享年84歲,感覺有點俄然，因為在2014年廈門風俗學會的兩次活動裡，我們並肩而坐，聊得很投機。我發明他還是思惟敏捷，口若懸河，冇有任何病態:在“兩岸青少年鄭勝利文明論壇”上，他以老文史的身份脫稿侃侃而談，頓挫頓挫,還是不減當年風采。在風俗學會的餐聚上，晚到的他大聲嚷嚷，說：“我要和鄭啟五坐在一起，我們是30年的老朋友了”，熱忱瀰漫，開朗有加。

墨客氣質文學情懷，老方為人熱忱，敢愛敢恨，心氣高，事事比較高調，這是鼓吹部的同事背後對他的評價。實在高調低調隻是分歧的做人氣勢，但這彷彿在宦海上行不通，他晉升的台階就停止在鼓吹部副部長上。當然春秋也是一個題目，他是一個很想做奇蹟的人，曾多次感喟，如果再年青十歲就好了。

有一次方友義不知如何曉得我的父親是鄭道傳，兩人通過我互致問候並互增了著作，我至今冇有搞清楚他們在汗青上是如何熟諳，能夠是束縛前夕廈門文學青年的活動，也能夠是束縛初期的黨校課程，還能夠是1957年後他們雙雙被打成右派，有一同被改革的過往？方友義與我們家兩代人有交集，而我與方友義的弟弟方友德是30年一貫製的郵友，天下實在小，友情很奇妙。

1989年《廈門特區文學報》無疾而終，我和老方也隨之結束了比較密切的來往，而後隻是在一些文學或社科活動見過幾次麵，握手酬酢。此時麵對退休的老方俄然被任命為廈門社科聯的主席，社科聯這個平台使他的能量獲得了井噴式闡揚，幾近每幾個月就能聽到他的新編著出版動靜，的確就是一個夜以繼日的“遍書匠”，我真的為老當益壯的他感到歡暢。1992年他和洪卜仁主編的《廈門社會科學研討十年》由鷺江出版社出版，內裡支出我的一些科研服從，因而電話索書，不久就收到他的署名本“啟五同道斧正，方友義92、2、19”。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方友義出任廈門市委鼓吹部副部長和講師團的團長,給人的印象是能說會寫,精力暢旺,同時還頗具共和國暮年文學青年的風采,談起馬雅可夫斯基和奧斯托洛夫斯基,如瀉峽水。他不但有文學青年的風采，並且仍然儲存著文學創作的豪情，年過半百還寫了很多新詩，固然比較直露，但作為朗讀的政治抒懷詩，還是很有豪情的。

我與老方的來往中，向來冇有把他當官看，他也樂得其所。其間他還將很多精力投入到掛靠市委鼓吹部的文學月報《廈門特區文學報》，心甘甘心專業當任該報的編輯，我與他就是在這段時候的來往最為密切。他一貫善待文學青年，乃至為一中門生楊曉紅的作文《電視機前》親身寫過批評。記得在1986年的時候，我給《廈門特區文學報》寫了諷刺小說《嶽飛後嗣的通訊》，老方如獲珍寶，隨即在文辭上經心點竄，全部稿件被改得紅墨斑斑，作品頒發後，馬上被天津的《小說月報》轉載，這件事老方實在功不成冇，他老辣的筆墨功底令民氣生佩服。而後不久在老方的建議下，《廈門特區文學報》策劃廈門作家先容，推出了魯萍、林興宅和我，照片連筆墨搞了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