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采取的政策則是任用張湯、趙禹、王溫舒、減宣、尹齊、楊仆等苛吏，實施殘暴的高壓統治。漢武帝之前，從高祖到景帝，曆經四代天子，《漢書·苛吏傳》不過收錄了兩個苛吏，而武帝一朝，就有苛吏十一人。

隻是漢武帝雖故意改過，卻年齡已高，有力迴天，隻能將風雨飄搖的大漢社稷傳給了年僅八歲的漢昭帝。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

“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私行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極刑，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群以百數，掠鹵鄉裡者不成稱數”（《漢書·苛吏傳》）。

漢武帝暮年，麵對岌岌可危的大漢天下，想到秦朝亡於窮民叛逆的前車之鑒，才認識到本身平生之過，向天下公佈《罪己詔》：“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成追悔。”

漢武帝的比年交戰、窮奢極欲，導致國庫空虛。為了彌補用度，漢武帝答應買官和犯法者以錢贖罪。“用度不敷，乃行統統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豪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逃亡者眾”（《漢書·貢禹傳》）。

即便如此嚴苛的科罰，仍然不能禁止走投無路的百姓叛逆。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西漢自高祖劉邦立國，經惠、文、景帝，到漢武帝即位之初，“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分”（《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吏治混亂，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社會衝突日趨激化，各地紛繁叛逆，“百姓貧耗，窮民犯法”（《漢書·刑法誌》）。

漢武帝一向但願四夷臣服，但直到他死，四夷題目也未真正處理。因為內鬨，匈奴、西羌、西南夷、烏桓等外族的外亂也紛起。

漢武帝在位期間，雖雄才偉略，卻好大喜功，窮兵黷武，起居豪侈。因為“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征發煩數，百姓貧耗”（《漢書·刑法誌》），到漢武帝暮年，漢朝已是“海內浪費，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

科罰一再減輕。律令從漢初劉邦在位時的九章，增至三百五十九章，隻“大辟”一項就有四百零九條、一千八百八十二事。以極刑為例比的刑法多至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書·刑法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