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三年（1057年），歐陽修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宋史》稱他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嘉祐五年，拜樞密副使。嘉祐六年，參知政事。《宋史》稱歐陽修“平生與人儘言無所隱，及在朝，士大夫有所乾請，輒諭可否。雖台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眾。”在這期間，歐陽修因“濮議”之爭，接受“不根之謗”。他為了辯誣，連上奏劄，要求根究蔣之奇對本身的誣告，乃至“期於以死必辨而後止”。因而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四日，即位不久的神宗乃遣中使賜下“禦劄”，告以言者已被“降黜”，並已“出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且雲：“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媒介。”顛末這一次被誣，歐陽修對於人生宦途彷彿更有所悟：像他如許切直剛正的人，是不適於仕進的。在這之前，已一再求退，在這以後，就更果斷求退。因為再三要求，終究得罷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後又知青州、蔡州。熙寧元年（1068年）春在亳州時，曾上《乞致仕第一表》，而後又連上數表，要求致仕。在這期間，王安石在朝，推行新法。歐陽修時在青州，有《言青苗錢劄子》，表述本身對於“俵散青苗錢”的定見。在俵散青苗錢的過程中，另有兩個較著的弊端。一是“抑配”，二是“俵散秋料錢”。歐公在《言青苗第二劄子》中有很透辟的闡發。他說：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有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鄙意，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貧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覺得惠政，另有說焉。若秋料錢於蒲月俵散，恰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缺？直是放債取利爾。……以此而言，秋料錢能夠罷而不散。這些定見，能夠說是完整精確的。對青苗錢作了詳細闡發，不是一概否定。他所不同意的，是俵散“秋料錢”。對於“秋料錢”，他曾一麵“奏陳”，一麵“擅止”。未經唆使而“擅止”，應得“擅去處散之罪”。但朝廷“特予放免”，並未加罪。他在《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中說道：“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嗬。”

《六一詩話》中有如許的話：“退之筆力無施不成，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墨客’也。”歐陽修稱韓愈的話，也可用來論他本身。歐陽修於詩文詞賦固然都有成績，但他平生最下工夫的，是在文章，而不在詩詞。當然，以詩而論，亦有新的特性。歐陽修的詩，起首是擔當韓愈，有“以文為詩”的特性。所謂“以文為詩”，主如果以群情入詩。以群情入詩，《詩三百篇》中早已有之。真正構成特性是從韓愈開端。歐陽修就是代表這類特性的較早的宋詩作者之一。歐陽修“以文為詩”，不但表示在以個彆詞句入詩，如《酬詩僧惟晤》：“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食糟民》：“上不能寬國之利，下不能飽爾之饑”；《明妃曲和王介甫》說：“胡人以鞍馬為家”；《鬼車》：“嘉祐六年秋玄月二十有八日”等等，並且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