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想不出泊園當時的風情，卻能夠感遭到張慎言受貶後的內心苦悶。生於季世，時乖運蹇的感慨時見於詩中的字裡行間。他在《秋雨後有懷》一詩中寫道：“雲涼苔冷葉縱橫，孤單垂帷觀我生。澹此多心翻愛病，簡之真寄不求名。臥聽壁響非山川，靜挹芳馨豈杜衡！良朋天涯殊隱士，中間存冇愴吾情。”?

過了潤城，沿沁河，一起打問著向屯城走去。

遠處，成片新房簇擁著三座殘敗的趙家高樓，遺世獨立般模糊在霧霾裡，而建於張慎言同閣以後的陳家堡樓早已冇了樓頂，敞著豁口麵向彼蒼，彷彿一曲悲慘的陳腐歌謠。陳家堡樓束縛後被分給一戶貧農，該戶因孩子考上大學卻冇錢讀書，把頂層的房梁拆掉賣了，當年用來出亡自保的古堡樓就成了明天這副殘敗的模樣。據本村知戀人先容，屯城的破壞，除了“大躍進”、群眾公社、“文革”幾個階段外，1977年的破壞是最為嚴峻的。當時處於“文革”前期，極左思潮的影響遠未消弭，很多人仍以為凡是古舊的東西都在“橫掃”之列，因而在大隊首要帶領人的號令下，村中的文物古蹟，又一次遭到“大難”。街麵上各家的牌坊，包含陳家當年的牌坊，在見證了人間風雨、汗青變遷後就此完整消逝。張泰交花圃的禦碑亭早已成了住民的室第，內裡的碑石除一麵康熙贈詩尚在，其他一部分被先人做了門前的踏腳石，這部分石碑恰是以得以儲存到現在。其他的石碑都在當時被粉碎成石子充當修建質料砌進了新房。張慎言的書法當時和董其昌齊名，被稱為“南董北藐”，具有極高的藝術代價，屯城尚存的張慎言的一麵貴重的書法石刻，也被張家先人裁開當了踏腳石。

屯城的陳姓，先祖為陳廷敬的宗子陳謙吉，陳謙吉致仕後搬家到屯城。陳主任至今記得，屯城本來是一個四四方方的城，並且有東西南北四個城門。這四道城牆因為眾所周知的啟事，厥後都被毀了，隻剩下一截城牆的遺址。張慎言的祖墳也在“破四舊”中破掉了，石人石馬被鑿開用來修建了溝渠。

崇禎四年（1631），王嘉胤帥匪眾數萬竄入陽城沁水，在坪上、屯城一帶燒殺劫掠、殺人如麻。被當代稱作“農夫叛逆兵”的賊眾，美滿是一夥冇有涓滴人道的強盜，屠刀之下，婦孺老幼，貧繁華賤，概莫能免。張慎言親眼目睹了血流成河、屍橫遍野的慘烈。為避匪患，張慎言在故裡修建了三層高樓，名曰“同閣”，盜匪來時，藏鄉民於其上，救活鄉民萬餘人。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傳《張尚書慎言》：“金銘為人有彆趣，詩亦有彆調，懷負誌節，敦篤友情。家居時，流賊猖披，造三層樓，臨洎水上，樓櫓渠答，火炮悉備，一村夫保其上，賊屢攻不克，所全活者數萬人。有才如此，而置之冗散，不得為國度擋一臂，由今念之，尤不幸惜也！”朝廷派兵前來平患，但是前來追剿匪眾的官兵給公眾帶來的災害比之賊患更甚。張慎言親眼目睹了 “兵之害更慘於賊”的狀況，氣憤不已，寫下了《點燈行》一首長詩，描述了“我民耳目亂，呼天但號咷”的悲慘。他在《同閣記·後序》一文中記錄了當時故鄉匪患的實在情狀。大抵內容以下： 明朝壬申年的正朔四日，賊首王家胤（詳見本書《花溝·寨上·坪上村》）先到了沁水的坪上燒殺劫掠（劉東星的老宅子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一火燒儘），而後沿榼山進入陽城，向西到了端氏，又折而向東，以數萬之眾兵犯高都，郭穀、白巷諸村。燒殺劫掠，冇法計算，有的死在水井裡，有的跳了茅坑，有的跳了沁河。賊眾掠取人丁財寶滿載而去。屯城的男女老幼，躲進了同閣，免受了奔逃之苦。當年的秋末，匪眾又從武安過來俄然攻擊了屯城和上佛村，大肆燒殺劫掠，有鄉民躲進了山上的崖窟中，被賊眾以火攻之，倖免的人，又被硫磺毒煙燻死。死去的人太多了，能夠用溝壑為單位來計量。有的一家十幾口人中竟冇有一個存活下來。村夫登上女牆望去，但見簇擁而至的賊眾密密麻麻滿盈在山穀間，有騎馬的有步行的，連續數日，在屯城滯留不去的有萬餘眾。張慎言五畝之大的家宅，擠滿了強盜，冇有一點空地，這些強盜把耕牛椎殺了來享用，冇有椎殺的將後腿砍斷。張家的門窗桌椅、茶幾屏風、車輦床第，全數被劈了燒火燒飯，從早到晚，不斷地在燃燒……此時的屯城，比年蒙受了匪患、兵患、瘟疫、饑荒，一災更比一災甚。《陽城縣誌》（康熙版）卷七記錄，崇禎六年，陽城一帶遭受了大的瘟疫，一門當中，病死者十有六七，有的百口死絕。當年一冬無雪，翌年一春無雨，到處是橫陳的死人枕藉於路。此時張慎言的詩歌中，忍淚含涕，其憂患悲忿之情不知向誰哀告控告。有詩《寇至後大祲疫且甚，與死於殺掠者幾等》一首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