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一個熟人看中二姐，把侄兒先容給她。侄兒是一個兵工廠的造反氣度目，辯才一等人才一等，二姐去找他，他正在廠裡的牛棚裡忙著。牛棚設在一幢大樓底層，窗子全被堵死，不見光芒，從內裡傳出來一聲長一聲短的慘叫，被鞭撻的另一派人在嘶叫毛主席語錄。

最早插隊的大姐，曾遠行他鄉的三哥，挑磚瓦的四姐，都有來由以為不必與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幫不了他們，反倒使他們備受逼迫。固然母親送他們下鄉當知青時，都愁腸寸斷地墮淚。我的姐姐哥哥，另有我，我們因春秋的慢慢增加也都明白如許的處境：如何闖也闖不出好前程。父母是甚麼命，後代也是甚麼命。

我緊緊抓著木凳的腳，眼睛盯著地板。二姐從床下抽出木料，扒掉我的褲子，打我的屁股，嘴裡嚷著：“你還不認錯，還要犟？你恨啥子，你有啥子權力？”二姐那麼小的個兒，哪來的氣這麼狠地打我？我忍著淚水，就是不告饒。木料刺鑽在屁股肉裡，沁出血來，二姐才住了手。

母親說：“難怪你洗的菠菜不潔淨。”

母親同意，叫我去。她讓我洗菜時不要多用水，卻要用心。我承諾著，拿了理好的菠菜去天井，在大廚房淘洗。

我搖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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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橫了心打我的事，我一向未和人說，對父母也冇說。能夠因為這件事，她對我另眼相看。同窗捉了班上一個蓬頭垢麵的女生身上的虱子，趁我不重視放在我的頭髮裡。二姐發明我老是不斷地抓頭髮，扳過我的腦袋一看，發明生有密密麻麻的虱子。二姐用火油澆了我一頭，找了塊布把我的頭髮嚴嚴實實包起來，不讓出氣。我頭悶目炫，約莫等了一個鐘頭擺佈，二姐才解開布洗頭。看著漂泊在臉盆水中的一片黑而扁的虱子，我的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

好吧，讓你翻個身！四姐在床上往牆根擠讓出一個處所。

70年代中前期知青開端回城，各級帶領乾部“文革”練厚臉皮，分派事情時開後門更加放肆無忌：有背景的分到辦公室，行了賄的分到船上學技術，無權無勢的十足當裝卸工。三哥他們一批青年裝卸工，鬨了一場歇工。按《中華群眾共和國憲法》，工人有此權。工人階層是國度的帶領階層，黨帶領工人階層，一瞥見“肇事”，就趕快打電話，讓保衛職員和公安局趕來籌辦抓“為首的反反動分子”判重刑，乃至極刑――這是彈壓歇工的老體例。但這一次歇工的青年們逮住了帶領納賄的實證。“文革”前期慣用高壓手腕的帶領，見到本身的尾巴被揪住，隻能采納“戰役處理”。歇工總算有了成果：青年裝卸隊全部職員，重新分派。三哥分派到長江上遊通航的頭一站躉船當海員，這是父親曾經下放走船的航路。他明白本身遭到了懲罰。三哥咬著牙在那兒一乾就是六年，憑著他本身四周貼尋人對調單位的手寫張貼，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歲時纔回到了重慶，在一個水運隊躉船當海員。

三哥從未與家人提起他在鄉間的經曆，也不提回城後在宜賓輪船分公司扛包當裝卸工的事。他有來由抱怨，是三嫂說出來的。

若她的臉不是常有青紫塊，不管花多少錢買，這個女人都值得。可惜她養不出一兒半女，人說這是妓女生涯留下的後遺症。她老是冷靜少言語，很少有人肯與這個已經冇法坦白出身的妓女說話。她彎著身子在空空的陽台上，悄悄地清算被丈夫搗碎的花盆，清算完後，又會重新去采辦花苗蒔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