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了，已經如許了，治不好。”父親感喟道，“再說，去兌換，不就不打自招了嗎？”當時我不明白他們怕“招”的是甚麼，現在才感覺他們的謹慎不無事理。

幾天前母親從家裡跳窗逃出，忍著腰痛，趁著拂曉霧靄覆蓋，走山路，一刻不敢停，親戚家冇人會收留她。雞叫了，天氣變亮。跟上一夥上縣城賣竹蓆的人，她手裡隻要從家中抱走的獨一陪嫁物：一床麻紗蚊帳——大片紅色中飛有幾隻墨藍的鳥。

清理的鎮反、肅反活動，父親交代不清，運軍器的事，他寫的查抄詳詳細細，也忘了交代那兩塊大洋。父親得救於他的一技之長，憑著他對長江航運的體味和熟諳，被共產黨新政權留用了。長江上遊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標燈少，略不留意，就會船翻人亡。父親被派去，算是對他虐待措置。夜航加班次數太多，加班費不值幾文，他的眼睛開端壞了。

她出了大門，一下愣住了：一輛新嶄嶄的黃包車停在那邊，每個金屬部件都亮得晃眼，穿戴整齊的車伕恭敬地等在一邊。

大姐打了幾個大嗬欠，望望山腰，希少的幾盞路燈在那一片黑漆中特彆亮。她說歸去睡覺吧。

“讓他回浙江！”家裡姐姐哥哥異口同聲說。

但是父親從炮彈亂飛的江上返來了，臉被炊火熏抹得隻剩兩個眸子子在動，嚇得兩個女兒哭了起來。母親一把緊緊抱住從死神那兒擺脫掉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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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嫌我不做家務，老在閣樓下喊：“六六下來！”弄得大姐以為我討嫌，也趕我走。我常常做完了事，就在閣樓門口蹲著聽，以便再要做事時下樓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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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大姐另有一個父親，她跟我們兄弟姐妹不一樣。說出來了，她彷彿挺對勁揚揚：地痞頭子也是豪傑，我們的父親倒是個誠懇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驚，對大姐不但彩的虛榮，很不覺得然。

聽著江水拍打著船嘩啦響的聲音，少女們愁眉苦臉。輪船淒厲的一聲長鳴離岸時，幾近統統的少女都哭了。但母親冇聞聲，她早就傻愣愣地睡著了，她睡得很幸運，像一輩子冇睡過覺似的困，身材縮成一團，乃至都冇有換個姿式，冇翻個身。

我隻能在大姐身上，找尋阿誰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他不像普通重慶男人那麼矮小，肥胖，他喜好穿長衫，戴帽子，是個風騷情種，偶爾吃點小醋。朋友義氣重，能夠有難同當，有福共享。這麼一個和母親有緊密聯絡的人，一個我從未瞥見過的人，不管多麼實在，對我而言，也隻是影子一個。

大姐站了起來，我也站了起來。夜使兩江三岸變得斑斕了一些，一輪淡淡的玉輪升起在天空。行駛的船打著一束束白光，灑在江水波浪的一片玄色上，那山上江裡的小燈，像一隻隻和順的眼睛，忽近忽遠地閃動。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風一陣陣帶來，我第一次感覺口琴聲是這麼好聽。

父親的生日在中國恰是“六一”兒童節，我從小就記得。父親說話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說快，冇人能聽得懂。他講得稍慢一點，我能半懂半猜，就給人當翻譯。如果我討厭這小我，就用心翻錯。父親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給人解釋說，他小女兒不懂，說錯了，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