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此次召見袁崇煥，對他言聽計從，信賴之專，恩遇之隆，實是罕見。但不幸得很，袁崇煥這奏章中所說的話，一句句無不猜中，終究被正法刑。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詞來。他見到宋高宗親筆寫給嶽飛的敕書，書中言辭親熱非常，有感而作了一首〈滿江紅〉，此中有一句：“慨當初倚飛何重？厥後何酷？”崇禎對待袁崇煥，實也令人慨當初倚之何重，厥後何酷。

崇禎接到這道奏章，再加獎勉，賜他蟒袍、玉帶與銀幣。袁崇煥領了銀幣，但以未建功勞，不敢受蟒袍玉帶之賜，上疏推卻了。

袁崇煥又請東西，說：“建州籌辦充分，東西鋒利，馬匹矯健，久經練習。此後解到邊陲去的弓甲等項，也須精利。”崇禎即諭代理工部尚書的左侍郎張維樞：“此後解去關遼的東西，必須鑄明監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利用的，便可究查查辦。”

“羅雀掘鼠”是唐張巡的典故。張巡在睢陽被安祿山圍困，死守日久，軍中無食，隻得張網捉雀、掘穴捕鼠來充饑，但仍死守不平。羅雀掘鼠是不得已時的苦體例，遭到仇敵包抄，隻得苦挨，但怎能希冀兵士在平時也都有這類精力？周延儒乘機誹謗，崇禎在這時已開端對袁崇煥信心擺盪。他提到袁崇煥以“清慎為己任”，彷彿對他的“清”也有了思疑。崇禎心中彷彿如許想：“他自稱是清官，為甚麼卻不竭的向我要錢？”

袁崇煥多次上疏請餉。崇禎對諸臣說：“袁崇煥在朕前，以五年複遼、及清慎為己任，這缺餉事，須講究長策。”又說：“關兵動輒鼓譟，各邊效尤，如何得了？”

那知百官眾口一辭，都請皇上發內帑。新任的戶部尚書極言戶部無錢，隻要連續籌措發給。崇禎說：“將兵者果能待部下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懷其德，如何有鼓譟之事？”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禎情意，又乘機誹謗，說道：“臣不敢禁止皇上發內帑。現在安危在呼吸之間，急則治本，隻好發給他。但是決非長策，還請皇上與廷臣定一耐久的方策。”崇禎大為同意：“此說良是。如果動不動就來請發內帑，各處邊防軍都學樣，這內帑豈有不乾枯的？”崇禎越說越怒，又憂形於色，統統大臣個個嚇得戰戰兢兢，誰也不敢說話。[79]

締結和約或停止戰役構和，會減弱本國的士氣民氣、形成社會混亂、侵害作戰儘力、粉碎與軍事聯盟者的聯盟乾係、影響當局名譽？還是並無嚴峻不良結果？

十

大學士劉鴻訓等都奏，請給袁崇煥大權，賜給他尚方寶劍，至於王之臣與滿桂的尚方劍則應撤回，以同一事權。崇禎以為對極。應予照辦。談完大過後，賜袁崇煥酒饌。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減輕了對官方的蒐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裡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當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天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擺佈），國度財務和天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明末民變四起，首要啟事便在百姓承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85]

軍餉該當由戶部（財務部）付出，那是公帑，崇禎年間，除了每年應收的賦稅賦稅以外，還加派“遼餉”（指定用於對於滿清的軍費）、“練餉”（指定用於練兵），兩項軍費的加派在崇禎末年每年超越二千餘萬兩。在崇禎初年，當會少一些，但也不至於對錦州、寧遠的國防軍隊欠餉達四個月之久。錦寧火線是當時最首要吃緊的國防要地，彆的處所能夠欠餉，錦寧火線千萬不能欠。公家庫房冇有錢，天子的私房錢（內帑）卻多得很，告急關頭，向天子暫借私房錢，也是合情公道之事。但崇禎立即不捨得而勃然大怒。據《明季北略・卷五》載，當李自成在山海關外打了敗仗而倉促逃離北京之時，發明皇家內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消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如許大筆銀兩，借出來發清欠餉，何樂而不為？士氣大振之餘，還可進而光複遼東，同時施助哀鴻，減弱“流寇”的力量。把幾千萬、幾千萬銀兩積在內庫當中，不知又有甚麼好處？寧遠兵變索餉，厥後以七萬兩銀子處理，可見發清欠餉，並不需求一筆很大的款項。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五百兩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錠隻要十兩，一共也有靠近四億兩的钜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