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又到錦州去安撫兵變，連疏請餉。十月初二，崇禎在文華殿集群臣商討，說道：“崇煥先前說道‘安撫錦州，兵變可彌’，現在卻說‘軍欲鼓譟，求發內帑’，為甚麼與前疏如許衝突？卿等奏來。”

“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履行上述方策之時，不成求急功近利，必須穩紮穩打，腳結壯地，漸漸的推動。絕對不成冒險輕進，乃至給仇敵以可乘之機。

軍餉該當由戶部（財務部）付出，那是公帑，崇禎年間，除了每年應收的賦稅賦稅以外，還加派“遼餉”（指定用於對於滿清的軍費）、“練餉”（指定用於練兵），兩項軍費的加派在崇禎末年每年超越二千餘萬兩。在崇禎初年，當會少一些，但也不至於對錦州、寧遠的國防軍隊欠餉達四個月之久。錦寧火線是當時最首要吃緊的國防要地，彆的處所能夠欠餉，錦寧火線千萬不能欠。公家庫房冇有錢，天子的私房錢（內帑）卻多得很，告急關頭，向天子暫借私房錢，也是合情公道之事。但崇禎立即不捨得而勃然大怒。據《明季北略・卷五》載，當李自成在山海關外打了敗仗而倉促逃離北京之時，發明皇家內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消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如許大筆銀兩，借出來發清欠餉，何樂而不為？士氣大振之餘，還可進而光複遼東，同時施助哀鴻，減弱“流寇”的力量。把幾千萬、幾千萬銀兩積在內庫當中，不知又有甚麼好處？寧遠兵變索餉，厥後以七萬兩銀子處理，可見發清欠餉，並不需求一筆很大的款項。三千七百萬錠銀子，每錠五百兩恐怕太多了些，就算每錠隻要十兩，一共也有靠近四億兩的钜款。

袁崇煥辭出以後，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關遼軍務根基計謀的三個原則：[77]“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明朝兵製，一方有事，從各方調兵前去。是以守遼的軍隊來自四周八方，四川、湖廣、浙江均有。這些士卒起首對守禦關遼不大體貼，戰役力既不強，又怕冷，在關外駐守一段短期間，便遣回故鄉，另調新兵前來。袁崇煥以為必須用遼兵，他們為了庇護故鄉，抗敵英勇，又習於酷寒氣候。練習一支精兵，必須兵將相習，非耐久薰陶不為功，不能明天調來，明天又另調一批新兵來替代。他主張在關外築城屯田，慢慢擴大戍守地區，既省糧餉，又可不竭的光複失地。

當袁崇煥罷官家居之時，皇太極見勁敵既去，立即肆無顧忌，不再稱汗而改稱天子。

為了與滿清作戰，萬曆末年已減輕了對官方的蒐括，天啟時再加，到崇禎手裡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時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一年當中單是軍費就達到二千萬兩（萬曆初年天下歲出不過四百萬兩擺佈），國度財務和天下經濟在這壓力下都已瀕於崩潰。明末民變四起，首要啟事便在百姓承擔不起這沉重的軍費開支。[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