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攤丁入畝”使得農夫更安穩地束縛於地盤，也就穩定了地主經濟，強化了一家一戶的天然經濟體係，成為本錢主義抽芽生長的一道停滯。

最後，人丁流亡和丁役不均又會引發一係列連鎖反應，危及到清當局的統治。第一，“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征收賦役會影響當局支出。因為“丁額無定，丁銀難征”形成很多的賦稅虧空。從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間，大多數省分，百年積欠賦稅都達幾十萬至幾百萬。第二，丁役承擔沉重地壓在無地少地的農夫身上，形成階層衝突的鋒利化，當時結成黨類圍攻城府的事件時有產生。

將丁銀攤入田賦征收，拔除了之前的“人頭稅”，以是無地的農夫和其他勞動者擺脫了千百年來的丁役承擔；地主的賦稅承擔減輕，也在必然程度上限定或和緩了地盤兼併；而少地農夫的承擔則相對減輕。

當然，“攤丁入畝”作為一項地主階層的改進辦法，還是有必然主動意義的。浙江《嘉興府誌》評價說：“田畝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計畝科算，無從欺隱，其利一；官方無包賠之苦，其利二；編審之年，按例造冊，不必再加考覈，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無不能高低其手，其利四。”從康熙五十年到光緒九年長達半個世紀的冗長光陰裡，“攤丁入畝”在碰到各種非媾和鬥爭以後，還是終究推行於天下，想必於統治階層說來是得利無窮的；並且，“攤丁入畝”對本錢主義抽芽的促進感化，也是一目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