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範文正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住民空巷出遊。又召諸梵刹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能夠大興土木之役。”因而諸寺事情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卹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以是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不足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給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文正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績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錢塘江，錢氏時為石堤，堤外又植大木十餘行，謂之“滉柱”。寶元、康定間，人有獻議，取滉柱可得良材數十萬。杭帥覺得然。既而舊木出水，皆朽敗不成用，而滉柱一空，石堤為洪濤所激，歲歲摧決。蓋古人埋柱，以折其怒勢，不與水爭力，故江濤不能為害。杜偉長為轉運使，人有獻說，自浙江稅場以東，移退數裡為月堤，以避怒水。眾水工皆覺得便，獨一老水工覺得不然，密諭其黨曰：“移堤則歲無水患，若曹何所衣食？”世人樂其利，乃從而和之。偉長不悟其計，費以钜萬，而江堤之害仍歲有之。近年乃講月堤之利，濤害稍稀，然猶不若滉柱之利。然所費最多，不複可為。

劉晏掌國計，數百裡外物價高低，本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於東南。每歲發運司和糴米於郡縣，未知價之高低，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儘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以是常得貴售。晏法例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數高低，各為五等，具籍於主者。粟價才定，更不申稟，立即稟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儘極數；其他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枉售。發運司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於多，則損貴與遠者；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何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本日知價，信皆有術。

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唯以錄人陰事，節製閭裡，無敢迕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絏，俯仰取容罷了。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儘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禦史府按治，奸贓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是以有“告不乾己事法”著於敕律。

深州舊治靖安，其地堿鹵，不成藝植，井泉悉是惡鹵。景德中，議遷州，時傅潛家在李晏，乃奏請遷州於李晏，今深州是也。土之不毛，無以異於舊州，鹽堿殆與土半，城郭朝補暮壞，至於薪芻，亦資於他邑，唯胡盧水粗給住民，然源自外來，亦非邊城之利。舊州之北，有安平、饒陽兩邑，郊野饒沃，人物繁庶，合法徐村之口，與祁州、永寧犬牙相望。不移州於此，而恤其私利，亟城李晏者，潛之罪也！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犯境以後，河北糴便之法蕩儘，而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授，販子頓複，歲課遂增。雖雲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