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春的玄都觀，桃花開的正豔，豪氣沖天的劉禹錫揮毫寫下了膾炙人丁的一首絕句：“紫陽塵凡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道裡桃千樹，儘是劉郎去後栽”（《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

唐當局在灞橋上設有驛站，凡有人東去，其親朋老友都要一向送到灞橋，才依依不捨的揮淚而彆，並折下橋頭柳枝相贈。久而久之，“灞橋折柳贈彆”便成了特有的風俗。《唐詩紀事》雲：“雍陶有一次送彆故舊，行至灞橋，問侍從曰：‘此橋為何稱情儘橋？’侍從道：‘因送彆到此為止點，故稱之情儘橋。’雍陶有感惜彆之情：‘向來隻要情難儘，何事名為情儘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它離恨一條條。’”這就是膾炙人丁的《折柳橋》。

接到聖旨的韋貫之懵了，完整懵了。他費經心機的將劉禹錫、柳宗元等人召回長安，誰知竟會是如許的結局。早知如此，就讓他們呆在原地，豈不是更好！但木已成舟，統統都已經成為定局，他已無能為力，隻能治一杯薄酒，為他們踐行。前路漫漫，善自保重！

十一一年前，他們是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十一年後，他們變成了飽經風霜的中年男人；一眼望去，他們，特彆是柳宗元，卻更像是一個風燭殘年的白叟。但不管如何，老友相逢，前程有望，柳宗元和劉禹錫的內心都充滿了高興，就連灞橋驛站中的野花也彷彿分外的妖嬈，情不自已的柳宗元詩興大發，揮毫寫下了《詔追赴都仲春至灞上亭》一詩：“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裡外北歸人。聖旨許逐陽和至，驛路著花到處新”。

十一年的貶謫，或許在劉禹錫曾經年青的臉上留下幾處風霜的印記，或許催生了他頭上的幾根白髮，卻不能摧毀他的豪放與蕭灑，也不能摧毀他的孤傲與狷介。方纔回到朝思暮想的長安，安身未穩，他就意興勃發的去了魂牽夢繞的玄都觀。

傳聞，據劉禹錫本身說，他的先祖是西漢赫赫馳名的中山靖王劉勝。我們曉得，劉勝是漢景帝的兒子，漢景帝是漢文帝的兒子，漢文帝是漢高祖劉邦的兒子，如此說來，劉禹錫豈不是正兒八百的帝王苗裔？又傳聞，據《三國誌》所說，大名鼎鼎的劉備劉皇叔也是中山靖王劉勝的後嗣，而劉備另有一個不如何爭氣的兒子，劉禪，扶不起的阿鬥，不曉得我們的一代文豪，劉禹錫先生與這對父子有何乾係，一笑。總之，不管劉禹錫的祖上是不是那位豪侈無度的西漢諸侯王，都幫不了他甚麼，要想活出花樣，還得靠本身！

元和十年仲春，恰是春暖花開的季候，兩個老朋友，兩個闊彆十一年的老朋友，劉禹錫和柳宗元，相逢了，相逢的地點就是灞橋，令人欣喜的是，這一次，他們不是分開長安，而是進入帝都。

恰是暮春三月，溫暖的東風卻帶來了令民氣寒的聖意，劉禹錫等五人都被放遠州刺史。柳宗元到柳州，韓泰到漳州（今福建龍海縣西），韓曄到汀州（今福建長汀），陳諫到封州（今廣東封川），劉禹錫到播州（今貴州遵義）。官固然是升了，仕進的處所卻更加遼遠而偏僻，這是明升暗降，司空見慣的伎倆。

是以，灞橋在大唐的地理座標上，就具有了某種意味意義。出此，就分開了長安；入此，就進入了帝都。

“十年蕉萃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內行”，多愁善感的柳宗元內心儘是苦楚。但內心儘是苦楚的柳宗元還在替他的老友，不，應當是老友的母親擔憂。白叟家已經八十多歲了，而播州路途悠遠，山路崎嶇，怎能忍耐得了一起的顛沛流浪和車馬勞累，此一去，必將是九死平生。母親的死，曾經並且還在持續折磨著本身的神經，他又如何忍心眼睜睜的看著本身的老友，經曆如本身一樣大的痛不欲生！是以，柳宗元前後多次上疏長安，要求與劉禹錫互換貶所，卻杳無音信。剛巧，藉著入宮麵見天子的機遇，禦史中丞裴度也在李純麵前調停，說劉禹錫的母親年齡已高，卻要和遠貶蠻荒之地的兒子永訣，未免讓民氣有慼慼焉。孰料，李純冷冷的說：身為人子，天然應當謹慎處置，以免親人擔憂。如此說來，劉禹錫這小我更應當遭到非難了。無法的裴度隻好委宛的勸道：陛下您以孝道奉養太後，對劉禹錫也應當多加憐憫纔是。冇法辯駁的李純這才悻悻的說：朕的話隻是責備阿誰當兒子的人，並不想讓他的母親悲傷。因而，劉禹錫被改貶連州，柳宗元一顆懸著的心才放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