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兌條。手續於定彙以後，立一對條，齊中剪為二紙，彙款者持上半頁，承彙者將下半頁寄往所彙之地驗兌，交條付銀，即不找保立收據也可。

9、借墊教給各省及稅關。早在19世紀40年代，廣東處所財務機構就曾與山西票號產生了假貸乾係，“自道光二十年（1842）辦理夷務今後，……藩庫度支每絀……向西商貸用”，不過這類假貸是“旋借旋還，無案可稽”。（《東粵藩儲考》卷12，轉引自張國輝《十九世紀後半期中國票號業的生長》汗青研討》1985年第二期）到了50年代，因承平天國農夫軍叛逆，廣東省財務墮入了非常寬裕地步，今後撥解京餉，多向票號借墊。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乾係是一種貿易來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開初，錢莊的本錢虧弱，須向票號假貸。而票號情願支撐錢莊，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靠票號作為後盾，能夠獲得官方信譽，便於展開停業。票號與錢莊的性子、構造和停業範圍分歧，且可互補。

錢莊、票號的極盛期是在鴉==片戰役今後的一段時候，跟著海內銀行業的產生和生長，它們也就因完成了汗青任務而走向了式微。

裕泰典銀1000兩月息6厘

3、彙兌京銀。鹹豐時，承平軍和清軍進入了決鬥階段。八年（1858）承平軍摧毀了江北大營，十年（1860）再破江南大營，乘勝占據姑蘇，兩軍在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苦戰，長江以北，又有撚軍活潑於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這類環境下，各省、關已冇法按舊例向北京解送京餉。如鹹豐十一年（1861）各省應解京響700萬兩，實際隻解送到100萬兩。清當局不得已，於同治元年（1862）十仲春準戶部奏摺，令各省督撫將京餉覓殷實票號設法彙兌。同治二年（1863），湖南將京餉銀五萬兩交在省會由山西販子創辦的蔚泰厚、新泰厚票號彙兌。是年，四川的四萬兩工程銀，因“陝省賊匪猖獗”，交山西販子創辦的元豐玖票號彙兌。是年六月，湖北省將江漢關收洋稅項下籌動銀三萬兩，“因直隸門路梗阻，仍由漢鎮蔚泰厚票號兌付”。是年八月，又將地丁、鹽課、土稅、關稅等款計十餘萬銀兩，“在漢鎮蔚泰厚、元豐玖等票號內彆離彙兌”。

鬱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如同治三年（1864），粵海關因關稅征收無幾，不敷湊撥，向山西票號協成乾借銀五萬兩彙兌，向誌成信票號借銀五萬餘兩，由稅收項下提撥歸償。光緒三十年（1904）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先應解銀228135兩，已由山西票商照數借定，由誌成信、協成乾彙兌至京。同治時，陝甘總督左宗棠西征籌解軍餉，廣東在厘金項下籌銀六萬兩，向山西票商借六萬兩。光緒三年（1877），廣東解京第四批京餉，向山西票商誌成信、協成乾、謙吉升、元豐玖等借報166000兩。光緒五年（1879）廣東應解第三批京餉，向山西票商誌成信、協成乾、元豐玖借銀242000兩。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師旅饑荒，急需軍餉，而廣西庫空如洗，廣東籌撥有限，又向山西票商挪借銀12萬兩協濟。光緒十八年（1892），廣東向日升昌、蔚泰厚、蔚長厚、新泰厚票號借銀二萬兩，作為第二批起解承平關常稅並由該票號彙京。光緒二十七年（1901）新定賠款，四川每年派銀220萬兩，勻作12次每月分攤，至二十九年（1903）前已向山西票商借銀30萬兩，刻下解期又迫，複向山西票商借銀186345兩，發交山西票商協同慶彙兌，於年底彙江海關，作為川省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還款。光緒十五年（1889）江蘇淮安關曾向山西三晉源票號借銀一萬兩，托付內運。同治十二年（1873），晉省因庫儲久空，曾向平遙等縣40餘家票號借銀21萬兩。光緒十三年（1887）湖南向山西票號天成亨、協同慶預措協餉銀48000兩。光緒十三年（1887）甘軍由京返甘路經平遙借票號銀三萬兩。光緒三十年（1904）奉天官鹽局向山西票商合盛元借銀20萬兩週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