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和日麗的北京之晨，我行走在亮馬河邊藍色港灣沉寂的街區，籌算翻開手機找上一曲婚配的音樂。正巧是我黨前驅李的誕辰，我翻開了手機推送的一條配樂視頻，因而《如願》的旋律幾次響起，伴隨我行走在亮馬河邊。就在這個音樂視頻裡，我看到了我黨前驅李先生謄寫的《重譯富國策》。這本書，就是我的鄉黨、清末聞名維新派人士陳熾所譯。

我更加陳熾病逝以後的歸程扼腕。“富國”兩個字是如此沉重，烙印在陳熾的內心深處，讓他忘記了“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文人風骨，一味悲忿。1900年，年僅46歲的陳熾逝於北京，因為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他的棺木三年後才得以穿越各處烽火，在鄉親的攙扶之下回到梅江邊。

當他行走海濱，看著海麵白帆點點，他必定想起過故鄉的梅江。大海是江河的歸宿，從梅江到海濱，相隔萬水千山，如同他的人活路途。從梅江邊的仰華書院苦讀經籍，到本地考查後本身著書立說，他會感受本身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匹縱橫雲天的“天馬”。

陳熾是一名墨客，當然也是一名學者。學者喜好叫真，近於陳腐。從他重譯英國人的著作《富國策》一事，能夠看出他的這類學者脾氣。陳熾實在對外文不必然很精通，而他竟然翻譯起西方著作來，並不是他好玩，而是出於對故國說話形象的保護。當年，洋務活動大辦書院，先容西方文明的冊本不竭翻譯過來，成為教科書。《富國策》就是此中之一，在陳熾重譯之前，早就有汪鳳藻作過翻譯。但是，陳熾讀過以後，大為不滿。陳熾翻譯終不過癮，終究還是本身脫手寫起了這類試圖“科教興國”的學術著作——《續富國策》。深厚的古典文明功底，開放的西方文明視野，連絡於他實業救國、變法維新的熱切情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