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碰到彰明的史實，瞞不下，如關羽嶽飛的被殺，便隻好彆設騙局了。一是宿世已造夙因，如嶽飛；一是身後使他成神，如關羽。定命不成逃，成神的惡報更滿人意，以是殺人者不敷責，被殺者也不敷悲，冥冥中自有安排，使他們各得其所，正不必彆人來吃力了。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發得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百姓性的膽小，怠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出錯著，但卻又感覺日見其名譽。在究竟上，亡國一次，即增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厥後每不想光複古物，而隻去歌頌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形成一群不辱的節女，事過以後，也常常不思懲凶，侵占，卻隻顧歌頌那一群節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闡揚“兩間正氣”的機遇，增高代價，即在此一舉，應當一任其至，不敷憂悲似的。天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名譽了。滬漢義士的悲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佩慕的高大的木主下相互吵架，也就是和我們的前輩走著同一的路。

“作善降祥”的古訓，六朝人本已有些思疑了，他們作墓誌，竟會說“積善不報，終自欺人”的話。但厥後的昏人，卻又瞞起來。元劉信將三歲癡兒拋入蘸紙火盆，妄希福佑，是見於《元典章》的；腳本《小張屠焚兒救母》卻道是為母延命，命得延，兒亦不死了。一女願侍痼疾之夫，《醒世恒言》中還說終究一同他殺的；厥後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裡，丈夫服後便病癒了。凡出缺點，一經作者裝點，後半便大略竄改，使讀者落誣妄中，覺得人間委實儘夠光亮，誰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彆一方麵――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冇有突破統統傳統思惟和伎倆的闖將，中國事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勇於實寫的，而那成果也並不壞。不管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本身，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大氅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如許闊大氅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彆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必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題目的結束，不是題目的開首。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究何如不得。但是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聚”才肯罷休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以是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偶然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抵是確切的。

文藝是百姓精力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指導百姓精力的前程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