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麵，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發得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百姓性的膽小，怠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出錯著，但卻又感覺日見其名譽。在究竟上，亡國一次，即增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厥後每不想光複古物，而隻去歌頌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形成一群不辱的節女，事過以後，也常常不思懲凶，侵占，卻隻顧歌頌那一群節女。彷彿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闡揚“兩間正氣”的機遇，增高代價，即在此一舉，應當一任其至，不敷憂悲似的。天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名譽了。滬漢義士的悲悼會中，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佩慕的高大的木主下相互吵架，也就是和我們的前輩走著同一的路。

文藝是百姓精力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指導百姓精力的前程的燈火。這是互為因果的，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為上，就不必說；不然，當參入彆的東西，或水或堿去。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隻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由這文藝，更令中國人更深地墮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於已經本身不感覺。天下日日竄改，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麵，樸拙地，深切地，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早就應當有一片極新的文場，早就應當有幾個凶悍的闖將！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勢短評中，曾有一個如許的題目：“我們應當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大進》十九期）。固然，必須勇於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假如並正視而不敢，彆的還能成甚麼氣候。但是，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貧乏的。

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彆一方麵――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起碼是對於社會征象，向來就多冇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準。現在青年的精力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哈腰曲背，低眉紮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後輩，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曉得究竟是如何。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勇於實寫的，而那成果也並不壞。不管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本身，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大氅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如許闊大氅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彆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必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題目的結束，不是題目的開首。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究何如不得。但是後或續或改，非借屍還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當場團聚”才肯罷休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以是看了小小騙局，還不甘心，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赫克爾（E．Haeckel）說過：人和人之差，偶然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我們將《紅樓夢》的續作者和原作一比較，就會承認這話大抵是確切的。

再回到“正視”題目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天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但是由本身的衝突或社會的缺點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動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但是一到將近閃現缺點的危急一發之際，他們總馬上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瞥見統統美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因而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因而無題目，無缺點，無不平，也就無處理，無鼎新，無抵擋。因為凡事總要“團聚”，正不必我們煩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應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傳授的改正了。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