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把“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成，隻問耕耘”當作為人處世的至理名言，實際上這也是他誠意慎獨的充分表示。他在日記中說道：“聞譽則心忡，兒不矜持，何可鄙一至因而，此豈後得為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艱打不破，則統統學問、才乾，適足以欺世盜名矣。”

在曾國藩的品德涵養中，“慎獨”，也就是“誠”，影響著彆人生的方方麵麵。凡人總把學問與事功看作兩件事，曾國藩分歧，他以為，將事功學問打成一片，於操習記誦詞翰以外，更講究誠正修齊之道，他把《大學》三綱領領：明顯德、新民、止於至善，看作分內事。他說：“如果隻把這些東西作大要的瞭解，不放在心上，不當作本身應當做的事，那麼即便能做文章，能寫詩詞，也隻算得上是會認字的豬倌，不能將他稱為明事理有效的人。如果不能將所學用於實際，仕進為民，朝廷用如許的人仕進，與放豬倌有甚麼分歧呢？”這番事理闡釋很多麼明白！他主張“發憤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乃至知，克己覺得行，成物乃至用”，也就是把學問與事功譜成了合拍的節拍。

不但如此，在軍事上，曾國藩也貫徹這一點。圍攻天京之戰，曾國荃夜不能寐，就是想奪得攻破天京的頭功，當時另有三人也可參戰，因為各種啟事他們隻能按兵不動。但是，洋人李泰國卻駛著輪船想進入長江。曾國荃擔憂被彆人搶功，又不敢據實相告，上奏說：“輪船不必進入江河，隻宜在海上巡查，防備海盜。”曾國藩曉得後內心很不是滋味。他寫了一封信給弟弟：“你是擔憂李泰國到了天京會攪亂局麵，掠取你的功績，你為甚麼不奉告皇上真相呢？我們辛苦作戰十幾年，卻讓本國人以數隻輪船奪去了勝利果實，忠義將士看到這類環境會心灰意冷，並且有傷民族時令，這些都能夠照實奉告皇上。心中本來想說這件事情，上奏時卻在另一件事情上遲誤時候，這是道光末年的成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