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傲睨。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略就反對；我早感覺奇特，重視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探聽彆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麼冷？熟諳的人奉告我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門生。

“或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經常如許說。

我曉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天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領受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前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甚麼？是誰的？”

但是事情很剛巧，季弗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同意，但頗苦楚，說：

到冬初，我們的情狀更寬裕了，但是還喝酒，講笑話。俄然是武昌叛逆，接著是紹興光複。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向來冇有見過的。

不過愛農獲得了一種新動靜，卻使我很難堪。本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黌舍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以後，王金髮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因而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集會來，第一個題目是：收不收？決定曰：收。第二個題目是：收了以後罵不罵？決定曰：罵。來由是：收錢以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天然要罵。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甚麼？”

後？記

但是這定見厥後彷彿逐步淡薄，到底忘懷了，我們今後也冇有再見麵。直到反動的前一年，我在故裡做教員，大抵是春末時候罷，俄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瞥見了一小我，相互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

因為想尋幾張插畫，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彙集了很多質料，有幾種是為我所未曾見過的。如光緒己卯（1879）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圖》——原書有注雲：“卌讀如習。”我真不解他何故不直稱四十，而必須如此費事——即其一。我所反對的“郭巨埋兒”，他於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已經刪去了。序有雲：

我在第三篇講《二十四孝》的開首，說北京打單小孩的“草率子”應作“麻鬍子”，是指麻叔謀，並且以他為胡人。現在曉得是錯了，“胡”應作“祜”，是叔謀之名，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題雲《非麻胡》。原文如次：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出錯還是他殺。

“這裡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於這一名“紀常鄭績”先生的意義，我卻還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說：這些事現在能夠不必學，但也不必說他錯。

“何必推舉呢？天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他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返來已過半夜，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師勸止他，也不聽，本身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固然能浮水，卻今後不起來。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但是貌雖如此，內骨子是還是的，因為還是幾箇舊鄉紳所構造的軍當局，甚麼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器司長……。這軍當局也到底不悠長，幾個少年一嚷，王金髮帶兵從杭州出去了，但即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出去今後，也就被很多閒漢和新進的反動黨所包抄，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裡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抵換上皮袍子了，氣候還並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