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準，也就是墨子用以證明兼愛最可取的首要標準。在《兼愛下》這一篇中，他辯論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師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彆與？即必曰：彆也。然即之交彆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彆非也。

墨子的答覆是，人們接管如許的權威，並不是因為他們選中了它，而是因為他們無可挑選。照他所說，在建立有構造的國度之前，人們餬口在如湯瑪斯・霍布士所說的“天然狀況”當中。在這個時候“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以是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覺得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說來，國君最後是由群眾意誌設立的，是為了把他們從無當局狀況中挽救出來。

如許，就隻能夠存在一義。義，墨子以為就是“交相兼”，不義就是“交相彆”。這也就是獨一的是非標準。通過訴諸這類政治製裁，連絡他的宗教製裁，墨子但願，能夠使天下統統人都實施他的兼愛之道。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扶植都城、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繁華佚而錯之也，將覺得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照這個說法，國度和國君又都是通過天帝的意誌設立的了。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彆。然即兼之能夠易彆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猶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

非論國君是如何獲得權力的，隻要他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照墨子所說，天子就要“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這就指導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就是說，永久同意上邊的，切莫遵循下邊的。

國度的發源

有一個墨子的故事與此有關，很有興趣。故事說：“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賢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墨子・公盂》）如果用當代邏輯的術語，墨子能夠說，鬼神的獎懲是一小我有病的充沛啟事，而不是需求啟事。

人們若要實施兼愛，除了宗教的製裁，還需求政治的製裁。《墨子》有《尚同》三篇，此中闡述了墨子的國度發源學說。照這個學說所說，國君的權威有兩個來源：群眾的意誌和天帝的意誌。它更進一步說，國君的首要任務是監察群眾的行動，誇獎那些實施兼愛的人，獎懲那些不實施兼愛的人。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夠要問：為甚麼人們竟然誌願挑選，要有如許的絕對權威來統治他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