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厥後職任閒散，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流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為之。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張欲為輕重，民氣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複卑，選部之貴不異。覬，琳之之孫；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

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為尚書左仆射。

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

南彭城民高闍、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反叛，立闍為帝。事覺，甲辰，皆伏法，死者數十人。因而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條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出家。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製竟不能行。

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覬之為之。又省五兵尚書。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宕不拘。帝初踐祚，擢為仆射，居顏、劉之右。自大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誌，累啟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再被彈削。僧達既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頓挫，又好非議時政，上已積氣憤。路太後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後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屏擺佈以待之。或自朝至幕，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擺佈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眾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難道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麵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何嘗不麵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定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成匆促。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意也。”帝納之。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能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板築為殷相，明揚幽仄，唯纔是與。逮於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纔好壞，非謂世族崎嶇。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是以因循，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玄月，乙巳，魏主還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