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昭二年甲申，公元前三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後土。

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永光四年辛巳，公元前四零年春，仲春，赦天下。

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湧水為災。’至其七月，湧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曉得，未可謂通道也。房言災異，何嘗不中。湧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複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湧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覆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倒黴，臣不成蔽，故雲‘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複雲‘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覺得太守。’此其以是隔斷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以是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氣候必變，故交可欺，天不成欺也，願陛下察焉。”

十仲春，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天子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

湯為人沉勇，有大慮，多戰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蠻夷畏服大種，其本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於威名遠聞，陵犯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地點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敷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覺得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度與公卿議，大策不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製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製，陳言兵狀，本日引軍分行，彆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逾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穀，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穀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驅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朱紫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朱紫屠墨見之，諭以威望，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於城可六十裡，止營。複捕得康居朱紫貝色子男開牟覺得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於，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裡，止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不但不消罷了，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罷了矣。平直實在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眾正積於上，萬究竟於下，先王之道，如此罷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