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國利民

韓琦就任朝廷樞要位置，起首碰到的一大困難就是仁宗的建嗣題目。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不決，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端，仁宗就經常犯病，一時民氣發急，群情紛繁。大臣們接連上疏，死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底子，當中尤以包拯、範鎮言辭誠心，但仁宗並不放在心上。五六年疇昔，到了嘉祐六年（1061年），韓琦再提建儲之事，以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並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究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七年玄月，韓琦封儀國公。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幷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負走馬接受的寺人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犯警。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隻好令廖回京，並行之以鞭刑。幷州所轄地區與契丹交界，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談判，收回了這些處所，並立石為界。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製止契丹南下劫奪，號令沿邊百姓遷徙本地，導致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曆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消弭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減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十餘年後，韓琦於至和二年（1055年）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施，開墾地步9600頃。至和二年仲春，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在故鄉，製作晝錦堂於州署後園。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派遣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宋夏轉入和議後，韓琦、範仲淹等入朝為在朝大臣。一時名流雲集，士大夫交口獎飾，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此特彆禮遇韓琦、範仲淹、富弼等人，並催促他們儘快拿出救世計劃。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後盾，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倔強，向宋朝威脅“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主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大小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好戰，“將統統從之”，韓琦果斷反對。慶曆三年七月，他上《論備禦七事奏》，以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氣，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幸運，進能吏，退鄙人，謹入官，去冗食。麵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清算吏治，提拔人才為首要內容的鼎新辦法，與是年玄月範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鼎新計劃根基分歧，切中弊端。此次由範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主動參與的政治鼎新，就是汗青上馳名的“慶曆新政”。八月，範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主動推行各項新政辦法。是年，陝南大旱，饑民紛繁插手張海、郭邈山等帶領的農夫叛逆步隊。當時鑒於災情嚴峻，還采納了一些判定辦法：遴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施助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查官吏，賢達的晉升，庸陋的奪職；將軍隊中老弱不堪交戰者淘汰 1 萬餘人，以減少用度。四年春，韓琦宣撫陝西回到汴京。蒲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覺得“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慶曆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保守派官僚的狠惡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擅權。特彆是夏竦發揮狡計，讒諂富弼。範仲淹不自安，遂於慶曆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陝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到了五年正月，履行新政的杜衍、範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快，對於軍政大事，向來是“必儘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實在”，有的同僚不歡暢，仁宗卻體味他，說“韓琦性直”。對於範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冇有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來由，支撐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曆新政的首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長久的“新政”以失利告終。韓琦在處所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大家樂其愷悌”。慶曆七年（1047年）蒲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策動兵變，後被文彥博、明鎬彈壓。十仲春，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兵士驕橫，軍紀敗壞，韓琦到任後起首大力清算軍隊，采納恩威並行體例，對那些操行卑劣的兵士毫不包涵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厥後他又研討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周遭銳三陣法，號令將士日月練習，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