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磐：“而他本人（司馬炎）卻貪財好利，尋求逸豫和荒淫的餬口。……晉武帝君臣都是優遊逸樂，豪華相尚，相互排擠，爭權奪利。”162

南北朝

李世民在《晉書·武帝紀》中以“製”的情勢批評道：“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禦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庖。以治易亂。絕縑絕之貢，去砥礪之飾，製奢俗以變儉省，止澆風而反渾厚。雅好直言，留意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禦物，寬而得眾，宏略漂亮，有帝王之量焉。因而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啟封疆。決妙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跡，兵無血刃，揚越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清除，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斯而起。見地盤之廣，謂萬棄而無虞；睹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上建立非所，委寄失才，誌欲就於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戈壁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低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奸誌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眾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網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托，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不慎於前，以是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成以安也，家亡不成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賢人閒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謀，迷王渾之偽策，心屢移於眾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顛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究末，以是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43

孫承恩：“帝資弘裕，明達好謀。纂述先誌，混一九州。禮優三恪，忠誠之道。貽謀弗臧，識者所少。”72

在唐初“公子”（被多數史學家以為是李世民）與虞世南的問答中，“公子”問：“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內，可謂晉之明主乎？”虞世南答道：“晉武帝平一天下，誰曰不然，至於創業垂統，其道則闕矣。夫帝王者，必立德建功，可大可久，經之以仁義，緯之以文武，深根固蒂，貽厥子孫，一言一行，覺得軌範，垂之萬代，為不成易。武帝平吳之後，怠於政事，蔽惑邪佞，留意內寵，用馮紞之讒言，拒和嶠之正諫，智士永歎，有識寒心。以此國風，傳之庸子，遂使墳土未乾，四海鼎沸，衣冠殄滅，縣宇星分，何曾之言，因而信矣。其去明主，不亦遠乎？”80

圍棋定策

②史家常常批評司馬炎坐享先人遺產與祖宗給他打下的基業，彷彿是晉朝的守成之主，但實際上他纔是真正意義上的晉朝建國之君，有晉一代的政治、經濟、律法軌製都是在晉武帝期間製定的。……固然史家對有晉一代評價不高，但其所建立和實施的各項政治與經濟軌製卻不容忽視，其既擔當了漢魏期間的各項軌製，但也按照期間的竄改予以增損因革、除舊佈新，此中很多軌製爲南北朝所推行，乃至深切地影響了隋唐以降直至明清的政治體製。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