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曾拜托我研討金融占星學的權威科學個人英國科學促進會又找到了我。為期一年的天下性科學慶賀活動急需一個大型的嘗試項目作為亮點，並且該項目還必須能夠吸引公家的重視力。他們問我對此是否有興趣，如果我來做的話，此次會選甚麼項目來實驗。

丈夫站到了一個號稱能夠測量運氣與體重的投幣式體重計上，投出來一枚硬幣。隨後他拿到了一張紅色的小卡片，“聽聽這個，”他朝本身的老婆喊道，“卡片上說我精力充分、足智多謀，是一個很棒的人。”“冇錯，”老婆點了點頭說，“彆忘了，它也把你的體重搞錯了。”

我苦苦思考好久，也冇有想出甚麼好的點子。一個偶爾的機遇，我看到了重播的《蒙蒂・派森之飛翔的馬戲團》，因而開端考慮是否有能夠真正去尋覓環球最爆笑的笑話。我曉得這個項目有踏實的科學根本，因為很多環球最巨大的思惟家都針對詼諧寫過大量的文章，此中就包含弗洛伊德、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究竟上，哲學家路德維格・維特根斯坦特彆沉迷於這個主題，他乃至說過哲學界應當為笑話專門做一次全麵而詳確的研討。隨後我發明，每當我提到這個設法的時候，都會在人群中激發熱烈的會商。有些人思疑是否真的存活著界上最爆笑的笑話。彆的一些人則感覺不成能通過科學的體例闡發詼諧。不過，幾近統統人都非常熱情地把他們最喜好的笑話講給我聽。這個設法能夠以罕見的體例將科學性和公家的興趣點連絡起來，以是我感受值得好好研討一番。

現在我們已經曉得，笑話帶給人的優勝感越激烈，人們就會笑得越高興。如果一名殘疾人踩到香蕉皮上滑倒了，大部分人都不會感覺好笑，但如果把殘疾人換成了交警，那幾近每小我都會頓時笑出聲來。這個簡樸的事理解釋了為甚麼很多笑話都是拿當權人物開涮的，比如政客。脫口秀節目主持人大衛・萊特曼的典範奸刁話就是一個光鮮的例子：“路上塞車太嚴峻了，我用力兒擠過的空間竟然比克林頓對‘性’的定義還要窄”，或者法官和狀師，“你把智商隻要10的狀師稱何為麼？狀師。那麼智商為15的狀師呢？法官大人。”那些坐在權力寶座上的人凡是並不明白這些笑話為甚麼好笑，並且還會把它們當作對其權威性的實在威脅。希特勒就特彆在乎詼諧的能夠影響，並是以設立了“第三帝國笑話法庭”，以獎懲那些利用詼諧不當的人，比如說把本身的寵物狗起名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