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筆者才以為，老舍和茅盾、巴金，不是同一個重量級的小說或文學大師。溫儒敏先生的判定有待商討。

從他抗戰前期所寫的《四世同堂》和一些散文、創作談，以及1957年、1961年年底前後，寫就的《茶社》、《正紅旗下》，都能看出他的這些竄改，他創作心機上天賦般的衝突和彷徨。

幸虧老舍的功利化取向並不完整、完整，讓他寫“新事物”、“新餬口”時，那是難堪他了，那支筆也是陌生、晦澀的。當寫熟諳的餬口，寫舊人舊事舊社會舊年代，特彆是回到他的北平，寫老北京的餬口世相時，他的藝術天下又變得出色出色了。

其五，20世紀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有三條近似的生長線：占主導職位的，是以魯迅、郭沫若、茅盾、蕭紅、巴金等報酬代表的“新文學”傳統；處於“邊沿”職位，闊彆期間，尋求藝術獨立的品性，誇大審美代價，隨時候推移，而越來越闡揚其影響服從的“美文”、“性靈派”傳統，代表作家有沈從文、林語堂、徐誌摩、梁實秋、錢鐘書、張愛玲、張恨水、金庸、汪曾祺等；第三線則是既與政治保持必然間隔，尋求純真藝術結果，又有激烈社會任務和參與認識的作家，週轉於兩極之間，以鬱達夫、聞一多、朱自清、曹禺等報酬代表。詳細到老舍，他是第三條線上的最好典範。

以巴金、茅盾如許的天賦，雖也都或多或少，有過近似的憂?、折磨，但團體上說，他們小說創作上的生涯――說得再刻薄一點，其在文學上的成績，都成於並止於1945年抗戰勝利之前了（暮年巴金倒是寫過一部“大書”《隨想錄》的，但它除了有點史料或質料性的代價外，就再無多少可取之處了。拜見蔣泥：《讀懂巴金》（《另類童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月）、《巴金的底線》（《閒話》2007午第一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