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之時，君德陋劣，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傾，為統統之權，雖不成以臨國教養，兵革濟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阿諛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以是得引兵深切，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鹹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鬥誌，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眾；魏恃韓之銳，欲推覺得鋒。二軍爭便之力分歧，是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並銳，觸魏之不料。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建功。皆計利情勢，天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積蓄，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高低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合伐之，趙必恪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都城，必不成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龐雜相糅莒。又有國彆者八篇，少不敷。臣向因國彆者，略以時次之；彆離不以序者以相補，除複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籍號或謂《國策》，或謂《國事》，或謂《短長》，或謂《事語》，或謂《長書》，或謂《修書》。臣向覺得，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今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達成，書可抄錄。

及春秋以後，眾賢輔國者既冇，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霸道粲然清楚；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罷了，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霸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可。”仲尼既冇以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品德大廢，高低失序。至秦孝公，捐謙遜而貴戰役，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因此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傳相方向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親，佳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品德絕矣。近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竟進無厭；國異政教，各便宜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品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擱置於世，而遊說機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擺佈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地點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驚駭，不敢窺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機謀之士，鹹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身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世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並有天下。杖於謀詐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品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科罰覺得治，信小術覺得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更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陋劣，法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故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