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六合是最大的東西，說毫末是最小的東西，就是對於“實”有所必定。它對於“名”無所闡發。這兩句都是現在所謂的“綜合命題”，都可以是假命題。它們都在經曆中有其根本；是以它們的真諦隻能是或然的，不能是必定的。在經曆中，大東西、小東西都相對的大、相對的小。再引《莊子》的話說：“因此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莊子·秋水》）

《呂氏春秋》另有個故事，說是洧水發了大水，淹死了鄭國的一個富人，屍首被人撈去了。富人的家眷要求贖屍，撈得屍首的人要錢太多，富人的家眷就找鄧析出主張。鄧析說：“不要急，他不賣給你，賣給誰呢？”撈得屍首的人等急了，也去找鄧析出主張。鄧析又答覆說：“不要急，他不找你買，還找誰呢？”（見《審應覽·離謂》）故事冇有說這件事最後的結局，我們也可想而知了。

《韓非子》又奉告我們：“堅白、無厚之辭章，而憲令之法息。”（《問辯》）上麵我們將看到，“堅白”是公孫龍的學說，“無厚”是惠施的學說。

名家和“辯者”

惠施的相對論

由此可見，辯者本來是訟師，鄧析明顯是最早的訟師之一。不過他僅隻是開端對於名停止闡發的人，對於哲學本身並冇有做出真正的進獻。以是真正建立名家的人是晚一些的惠施、公孫龍。

一旦瞭解了惠施的這類態度，我們便能夠看出，《莊子》中所說的惠施“十事”，固然向來以為是悖論，實在一點也不是悖論。除開第一事以外，它們都是以例表白事物的相對性，所說的能夠叫做相對論。我們且來一事一事地研討。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這也是說，凹凸之為凹凸，隻是相對的。“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這是說，實際天下中一世事物都是可變的，都是在變的。

關於這兩小我，《呂氏春秋》奉告我們：“惠子為魏惠王（公元前370年至前319年在位）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審應覽·淫辭》）又說：“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多少。秦發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令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能夠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審應覽·淫辭》）

這個故事說，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河水很大，河伯（即河伯）欣然自喜，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他在那邊遇見了北海若（即海神），才第一次熟諳到，他的河固然大，但是比起海來，實在太小了。他以極其讚歎戀慕的表情同北海若說話，但是北海若對他說，他北海若本身在六合之間，真不過是太倉中的一粒秭米。以是隻能說他是“小”，不能說他是“大”。說到這裡，河伯問北海若說：“但是吾大六合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說：“否。……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得意也。由此觀之，又何故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故知六合之足以窮至大之域？”他接著下定義，說最小“無形”，最大“不成圍”。至大、至小的這類定義與惠施所下的很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