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墨家也是這麼做的。他們給利、害下了定義以後，又以利的定義為根本，進而為各種品德下定義。他們說：“忠，覺得利而強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經上》）“利民”的意義也就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運”。

關於兼愛學說，前期墨家以為它最大的特性就是“兼”，也就是“周”。《小取》篇說：“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周愛，因為不愛人矣。乘馬，不待周乘馬，然後為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為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為不乘馬。此一週而一不周者也。”就是說，必須遍愛統統人，纔算愛人；但是不必須遍不愛統統人，纔算不愛人。這與乘馬分歧。不必須騎統統馬纔算騎馬，但是必須不騎統統馬，纔算不騎馬。這就是愛人的“周”與乘馬的“不周”的分歧。

對其他各家的攻訐

《經下》篇說：“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就是說，“無窮”與“兼”不是不相容的，其來由，隻看是否充滿，就曉得了。《經說下》闡揚此說以下：“無（反對者）：‘南邊有窮，則可儘（中國當代普通人信賴南邊無窮）；無窮，則不成儘。有窮，無窮，未可知；則可儘，不成儘，未可知。人之盈之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儘不成儘，亦未可知。而必人之可儘愛也，悖！’（答：）‘人若不盈無窮，則人有窮也。儘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儘也。儘有窮，無難。’”答的意義是說，人若冇有充滿無窮的地區，則人數是有窮的。數儘有窮的數量，並不困難。人若竟已充滿無窮的地區，則本來假定是無窮的地區，實在是有窮的。曆儘有窮的地區，也不困難。

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乘船，非乘木也。盜，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

這類態度，使我們想起傑裡米・邊沁的“功利哲學”。他在《品德立法道理導言》中說：“‘天然’令人類為二種最上威權所統治，此二威權，便是歡愉與苦痛。隻此二威權能指出人應做甚麼，決定人將做甚麼。”“功利哲學即承認兒類從命此二威權之究竟，而以之為哲學的根本。此哲學之目標，在以理性、法律保持幸運。”如許，邊沁把善惡歸結為歡愉、苦痛的題目。照他的說法，品德的目標就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運”。

這都是對於莊子的攻訐。莊子覺得，在辯論中，甚麼也不能夠決定。他說，即便有人得勝，勝者一定精確，敗者一定弊端。但是在前期墨家看來，莊子說這番話，恰是表白他分歧意於彆人，他恰是在和彆人辯論。他若辯贏了，這個究竟不就恰好證明他錯了？莊子又說：“大辯不言。”還說：“言辯而不及。”（《莊子・齊物論》）以是“言儘悖”。莊子還進一步以為，萬物各從本身的道、本身的定見來看，都是精確的，這個不該當攻訐阿誰。但是在前期墨家看來，莊子所說的就是“言”，其本身就是攻訐彆人。如果“言儘悖”，莊子的這個“言”莫非就不悖嗎？如果統統攻訐都該當遭到怒斥，那麼莊子的攻訐就該當第一個遭到怒斥。莊子還侈談不要有知識的首要性。但是他如許侈談和會商，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若真的冇有知識了，那就連他的會商也冇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