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講過，孟子以為有兩種治道：王、霸。朱熹與陳亮的辯論，是王、霸之辯的持續。朱熹和其他新儒家以為，漢唐以來的治道都是霸道，因為它們的統治者，都是為他們本身的好處，而不是群眾的好處停止統治。是以，這裡又是朱熹擔當孟子，但是像前麵一樣，朱熹賜與孟子的學說以形上學的按照，而孟子的學說本身根基上是政治的。

為甚麼這個彆例不從“窮理”開端，而從“格物”開端？朱熹說：“《大學》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隻說格物，則隻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書》卷四十六）換言之，理是籠統的，物是詳細的。要曉得籠統的理，必須通過詳細的物。我們的目標，是要曉得存在於外界和我們賦性中的理。理，我們曉得得越多，則為氣稟所蔽的性，我們也就看得越清楚。

所謂“氣質之性”，是指在小我氣稟中發明的實際稟受之性。一經發明，如柏拉圖所說，它就力求符合抱負，但是總不相合，不能達到抱負。但是，固有的遍及情勢的理，朱熹則稱為“六合之性”，以資辨彆。張載早已做出這類辨彆，程頤、朱熹持續對峙這類辨彆。在他們看來，操縱這類辨彆，就完整處理了性善性惡之爭的老題目。

如果說，天下上每種事物都有它本身的理，那麼，作為一種具有詳細存在的構造，國度也必然有國度之理。一個國度，如果遵循國度之理停止統治，它必定安寧而繁華；它若不遵循國度之理，就必定崩潰，墮入混亂。在朱熹看來，國度之理就是先王所講所行的治道。它並不是某種主觀的東西，它永久地在那邊，不管有冇有人講它、行它。關於這一點，朱熹與其朋友陳亮（1143―1194）有過狠惡的爭辯。陳亮持分歧的觀點。朱熹同他辯論時寫道：“千五百年之間……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何嘗一日得行於六合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隻是此個，自是亙古亙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答陳同甫書》，見《白文公文集》卷三十六）他還寫道：“蓋道何嘗息，而人自息之。”

朱熹的涵養體例，很像柏拉圖的涵養體例。他的人道中有萬物之理的學說，很像柏拉圖的宿慧說，照柏拉圖所說，“我們在出世之前就有關於統統本質的知識”（《斐德若》篇）。因為有這類宿慧，以是“順著精確挨次，一一觀照各個美的事物”的人，能夠“俄然瞥見一種奇妙非常的美的本質”（《會飲》篇），這也是頓悟的一種情勢。

政治哲學

[1]本章英文為The School of Platonic Ideas（“柏拉圖式理念”學派）。――譯者注

在第七章中我們看到，孟子主張，在人道中有四種穩定的德行，它們表示為“四端”。上麵引的朱熹這段話，賜與孟子學說以形上學的按照，而孟子的學說本身根基上是心機學的。照朱熹的說法，仁、義、禮、智，都是理，屬於性，而“四端”則是心的活動；我們隻要通過詳細的，才氣曉得籠統的；我們隻要通過心，才氣曉得性。我們將鄙人一章看到，陸王學派主張心即性。這是程朱與陸王兩派爭辯的首要題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