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還說：“蓋民氣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儘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穿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部大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補格物傳》）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頓悟的學說。

由以上能夠看出，照朱熹的說法，有一個個彆事物，便有某理在此中，理使此物成為此物，構成此物之性。一小我，也和其他事物一樣，是詳細天下中詳細的特彆的產品。是以我們所說的人道，也就不過是各小我所稟受的人之理。朱熹附和程頤的“性即理也”的說法，並屢做解釋。這裡所說的理，不是遍及情勢的理，隻是小我稟受的理。如許，便能夠解釋程顥那句很有點衝突的話：“才說性，便已不是性。”程顥的意義隻是說，才說理，便已是個彆化了的理，而不是遍及情勢的理。

我們在第七章已經講過，孟子以為有兩種治道：王、霸。朱熹與陳亮的辯論，是王、霸之辯的持續。朱熹和其他新儒家以為，漢唐以來的治道都是霸道，因為它們的統治者，都是為他們本身的好處，而不是群眾的好處停止統治。是以，這裡又是朱熹擔當孟子，但是像前麵一樣，朱熹賜與孟子的學說以形上學的按照，而孟子的學說本身根基上是政治的。

究竟上，不但是聖王遵循此道以治國，凡是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人，都在必然程度上遵循此道而行，不過偶然不自發、不完整罷了。朱熹寫道：“常竊覺得亙古亙今，隻是一理，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代之所謂豪傑豪傑者，亦未有能捨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績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唯精獨一工夫，以是能執此中，徹頭徹尾，無不儘善。厥後所謂豪傑，則何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慾場中，頭出頭冇。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儘善，則一罷了。”（《答陳同甫書》，見《白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為甚麼這個彆例不從“窮理”開端，而從“格物”開端？朱熹說：“《大學》說格物，卻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隻說格物，則隻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朱子全書》卷四十六）換言之，理是籠統的，物是詳細的。要曉得籠統的理，必須通過詳細的物。我們的目標，是要曉得存在於外界和我們賦性中的理。理，我們曉得得越多，則為氣稟所蔽的性，我們也就看得越清楚。

在朱熹的體係中，性與心分歧。朱子有段語錄說：“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隻是心，不是性。性隻是理。”（《朱子語類》卷五）又說：“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成知覺。比方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很多光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