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另一種可能:魏晉風流_第一章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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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對魏晉南北朝,我們要全方位地看、一分為二地看,不能隻看到分裂混亂的一麵,還應當看到自在活潑的一麵。而魏晉南北朝為甚麼會呈現如許一方麵分裂混亂,一方麵又自在活潑的局麵?這是一個很值得切磋的題目。

魏晉之前是漢朝,先是西漢(公元前206—公元25年),後是東漢(25—220年),兩漢加起來一共有四百二十五年,是春秋戰國以後第一個同一的、安定的中心獨裁帝國(秦朝也是同一的帝國,但持續時候很短)。兩漢時,皇權很強大,國度很強大,思惟很同一,有同一的國度認識形狀,那就是儒術,即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的“免除百家,獨尊儒術”的“儒術”。這裡的儒術並不即是戰國期間以孔子為代表的原始儒家學術思惟,而是經董仲舒改革過的,加上了陰陽五行、天人感到等陰陽家思惟的儒術。兩漢亂世,從國度政權這方麵看是光鮮的、亮麗的,但從群眾思惟這方麵看,倒是僵化的、冇有自在的。魏晉期間就不一樣了,幾近和兩漢反過來。這是一個動亂的期間,政治很混亂,政權更替很頻繁,在不到四百年的時候裡經曆了很多個朝代,建立了二十幾個國度,從國度政權上看是衰弱的、不強大的、不同一的。因為中心政權不鞏固,處所權勢(包含處所政權、軍閥和強宗大族的權勢)就相對發財,有的處所權勢強豪敷裕到幾近能夠與皇權相對抗的境地。孫悟空說:“天子輪番做,來歲到我家。”魏晉期間的一些處所權勢,也就像一個個孫悟空,以是當時就呈現了很多能夠在政治上、經濟上自在行動的空間,本來同一的國度認識形狀即董仲舒所倡導的儒術,也跟著中心政權的衰弱而走向式微,因而在思惟上呈現了自在束縛的新局麵。先秦期間的諸子百家之學獲得了答覆的機遇,中國汗青上呈現了一次新的百家爭鳴,由此帶來了哲學、文學、藝術乃至科學的大生長。從精力生長史上看,魏晉是一個了不起的有特彆意義的期間。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時候,歐洲鼓起了一場文藝答覆活動,當時的目標是答覆古希臘羅馬的文明,旗號是人本主義和理性精力。我以為魏晉期間是中國當代的一次文藝答覆—答覆先秦諸子,並且也閃爍著人本主義和理性精力的光輝。

但是向來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常常隻看到魏晉南北朝社會動亂、國度(實在隻是中心政權)衰弱的一麵,卻看不到或者不肯意看到其思惟開放自在,文學、藝術、科學高度發財的一麵,談到魏晉南北朝幾近都是負麵評價,很少正麵必定。這是為甚麼呢?

從某種角度看,魏晉南北朝和戰國期間很類似。我們看《三國演義》,很多謀士在三國之間跑來跑去,尋覓最合適本身生長的處所。諸葛亮家屬三兄弟,諸葛亮在蜀國當宰相,諸葛瑾在吳國當大將軍,諸葛誕在魏國做司空,都是頂級大官,但哪個也冇有被思疑裡通本國,也冇有受過檢查。南北朝期間,很多南邊的名流在南朝做了官,厥後又在北朝仕進,比較馳名的有庾信、王褒、顏之推等。在阿誰期間思惟方麵也不但是儒家一統天下,道家、法家都很有權勢,厥後從印度傳過來的佛教也生長敏捷,南朝的梁武帝就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總之,那是一個思惟很活潑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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